“李鸿章在马关挨一枪，中国少赔一亿两银子”之说不知始于何时，但常见于各种通俗文史著作。
比如，《晚清军政启示录》里说：“或许是看到李鸿章受了枪伤，伊藤博文最后做了一亿两白银的让步——李鸿章苦笑，这一枪挨得值。一个没要了他性命的枪伤，价值一亿两，他觉得自己所受的皮肉之苦都值了。”
《复盘甲午：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》里也说：“为了抵消李鸿章遇刺的影响，日方又决定将赔款金额减去一亿两，诚可谓19世纪外交史上最昂贵的一枪。”
《流放紫禁城》一书也说：“四月十七日，日本在谈判桌上做出了一点让步，《中日马关条约》签字，较原日方条件有所减轻，赔款减少了一亿两，割地少了一处。时议对此的评价是：‘口舌所不能争者，藉一枪子而得之。’意思是说：日本在条约上的让步，完全是因为李鸿章挨了一枪。”
它的广泛传播，则显然始于电视剧《走向共和》的演绎。
不过，这种说法并不成立。梁启超当年为李鸿章做传，其中虽然也有“口舌所不能争者，藉一枪子之伤而得之”这样的话，但梁书写得明白，日本政府因李鸿章遇刺而做出的让步，并非减少赔款，而是停战：
“日皇及举国臣民同深震悼，遂允将中国前提出之停战节略画押。”
扼要来说，李鸿章遇刺前后的博弈情境，是这样的：
（1）李鸿章遇刺之前，日本国内舆论（包括军队内部）的主战气氛极为浓厚，“何时轻骑入燕京”是当时一种普遍的日本民意。行刺李鸿章的小山丰太郎，是一名26岁的无业游民，他的行刺动机正是不希望中日两国停战，他在法庭上宣称，“日军放弃占领北京意味着日本的耻辱，目前同中国签订合约为时尚早”，他希望通过刺杀李鸿章，让和谈直接流产。日本政府在谈判中，也始终拒绝清廷的停战提议，并积极调动军队攻占澎湖，且欲直接夺取台湾，继而在谈判桌上取得更大的利益。
（2）李鸿章遇刺后，首相伊藤博文与外相陆奥宗光最担心的问题，是李鸿章很可能因此中断谈判直接回国。陆奥宗光曾私下说，“实在是麻烦。首先，无论如何，现在李鸿章要是回国就很难办了”。事发当晚，陆奥宗光拜访伊藤博文商议如何善后，二人的决定是：“如果仅在礼遇上或社交的情谊上作表示，不另采取具有现实意义之措施，恐终不能使对方衷心感到满意。故此时由我无条件允许他所一再恳请之休战，较为得计。”
（3）日本政府为什么担忧李鸿章回国？陆奥宗光在《蹇蹇录》里说得很明白：
倘若李鸿章以伤痛为借口中断双方的谈判而中途回国，对日本国民的行为痛加贬斥，并巧妙地招引欧美各国再度居中调停的话，要博得两三个欧洲强国的同情亦非难事。在这样的时刻，一旦招致欧洲强国的干涉，我国对中国的要求恐怕也不得不要做大幅度的让步。也有人认为，从逻辑上来说，这次的刺杀事件完全只是一个暴徒的个人行为，与我国政府和国民可谓没有丝毫的瓜葛，只要对暴徒个人严加惩罚的话，其他人就没有任何责任。但是对于眼下正在交战的两国，尤其是在战胜国的我国，如何对待敌国的使臣，对其给予相当的保护和尊重，本身就是国际公法上的一个惯例，这样的事件一旦撬动了整个社会的感情，就很难用逻辑上的理论来加以解决了。且不说李鸿章的地位、名望，就其以古稀的高龄第一次出使异域，即遭到了如此的凶难，真是情何以堪！其将博得全世界的同情是显而易见的。此时若有某个强国欲乘机加以干涉，李的负伤就是最佳的借口了。
（4）伊藤与陆奥议定对策之后，即致电内阁阁员与大本营重臣进行商议。但除陆军大臣山县有朋之外，大多数人对停战仍持反对意见。伊藤博文不得不离开马关前往广岛与文武重臣面商舌战，并在给天皇的奏疏里说：
由于此次凶变，帝国不得不立于甚为困难之境地。反之，清国却因此而得到最好的口实，清使或将立即归国。而当其向各国哀诉时，各国将向彼表示同情，且难保不转而以其联合之压力抑制我方。果真如此，则帝国之威严必将大为丧失。因此，今日善后之策，惟有与清使继续商谈，以预先避免各国之联合干涉。
（5）在慰问李鸿章时，陆奥宗光曾安抚道：“中堂身受重伤，幸未致命，中堂不幸，大清举国之大幸。此后和款必易商办”，“请宽心养伤，中日战事将从此止”。但最后，日本政府因“李鸿章挨枪”而做出的停战让步，却是严重缩水的——第一，台湾被排除在了停战范围之外；第二，停战期间两国均不得增援战线上的部队。这两条都对日军有利。之所以用这种“缩水停战”来应付李鸿章，是因为日本政府通过对清廷密电的破译，了解到他并无中断谈判归国的打算。因为知晓了李鸿章的底牌，稍后在关于停战问题的谈判中，李希望将台湾也划入停战范围的要求，始终未能得到日方同意。
1895年3月30日，李鸿章遇刺后的第六天，原本无意停战的日本，与清廷签订了一份《停战协定》。梁启超后来将该《协定》评价为“口舌所不能争者，藉一枪子而得之”，大体是成立的。
至于“李鸿章在马关挨一枪，中国少赔一亿两银子”，只能算脑补出来的无稽之谈。
因已成功稳住李鸿章留在日本，后续关于赔款数额的谈判中，日本政府已不再将李鸿章的遇刺纳入考量因素。春帆楼谈判重启后，日方提出的和议条件极为苛刻。最过分者，是要求清廷将奉天以南各地和台湾澎湖各岛全部割让给日本，并赔款三亿两白银。清廷给李鸿章的指示，则是“让地应以一处为断，赔费应以万万为断”，也就是割地最多只能割一处，赔款最多只能赔一亿两白银。该底线同样因电报遭到破译而被日方知晓。伊藤博文因而有恃无恐，拒绝做出让步：
赔款即使能有小幅度的减少，但绝不可能有大幅度的削减，在割地方面，奉天和台湾都要割让，这点我先事先说清楚，以避免日后的误解。我们还是希望中国使臣能够深切地审察今日两国的实际形势，即日本是战胜国，中国是战败国这一事实，是中国先提出求和。
按陆奥宗光的解释，《马关条约》的赔款数额，最终由三亿两白银减为二亿两白银，其主要原因是“我方当初提出的方案原本是作为会谈的基础提出来的。因此对此并非完全没有修正的余地”。当日方通过监视李鸿章与清廷之间的来往电报，确认三亿两白银的赔款数额确实很难被清廷接受，很可能导致和谈破裂（李鸿章在给清廷的电报里有这样一段文字：“若（日本）仍坚持此前的主张，是否可再加若干让步之处？……若不可，唯有停止谈判归国一途”），于是转而提出一份修正方案，其中一项内容是“赔款削减至两亿两”。
综上。“李鸿章挨一枪，大清少赔一亿两”之说，是一个错误的“历史常识”。
